希臘新政府一句“重新評估與中遠集團的合作”，令近期接二連三遭遇打擊的中企海外投資再度蒙上一層濃重的陰霾。

　　就在同一天，墨西哥政府也叫停中墨合資的“坎昆龍城”項目。在此之前，墨西哥政府單方面擱置中國企業本已中標的高鐵項目。這些毀約事件猶如悶棍一下又一下當頭敲向雄心勃勃的海外投資。
　　說好的投資，怎么突然變卦了？這種“翻臉”的節奏，讓中國這個正在成為資本凈輸出國的國家，如何傷得起？
　　有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如果算上第三地融資的再投資，2014年我國的對外投資總規模應該在1400億美元左右，這已經超過當年引入外資規模。
　　“變卦”的海外投資項目背后，總是藏著幾個“翻臉”的新政局，希臘更是徹底改姓“左”了。但現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劇烈變化已是“新常態”，出擊海外，抄底也好，擴張也罷，海外這本經到底該怎么念？
　　資本凈輸出國的遭遇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遭遇“變卦”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希臘、墨西哥，法國、包括一些亞洲鄰國。但另一方面，中國海外投資規模仍在快速增長
　　希臘的政權更迭不僅令希臘與歐盟之間的債務關系陷入一團亂麻的狀態，也令中國企業在希臘的投資面臨巨大的風險。
　　新一屆希臘政府對中國企業投資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的最新表態是這樣的：將尊重與中遠集團達成的比雷埃夫斯港項目協議。然而，這并不能消除中遠集團在希臘投資面臨的巨大不確定性和風險。
　　“即使是在希臘政府內部，估計也沒有一個對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計劃的統一意見和規劃。”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院長譚雅玲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1月27日，希臘新政府剛宣誓就職，希臘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勝選組閣后負責航運的副部長Thodoris Dritsas表示，將中止上屆政府啟動的向中方出售港口股權的進程，希臘新政府將重新審核同中國中遠集團的交易。至此，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計劃被叫停。
　　就在幾天之前，中遠集團在希臘首都雅典舉行中遠比雷埃夫斯港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三號碼頭擴建開工典禮。根據中希雙方簽署的協議，三號碼頭擴建工程將在4年內基本完成，屆時比港碼頭將成為地中海地區最重要的集裝箱中轉中心之一。2008年6月，中遠集團獲得了希臘比雷埃夫斯港二號、三號集裝箱碼頭35年特許經營權。2010年，中遠集團正式接管碼頭。
　　如果說，希臘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資計劃遭“翻臉”，是出于希臘政府換屆后不同政黨執政的不同政見。那么，來自墨西哥政府的出爾反爾更是令中國企業陷入相當被動的境地。墨西哥當局1月 30 日宣布，由于全球油價下跌，迫使政府削減 2015 年公共項目預算近 3%，剛剛重新啟動的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羅高鐵項目招標被“無限期”擱置。
　　2014年11月3日，墨西哥交通和運輸部宣布由中國鐵建牽頭的中墨企業聯合體作為惟一按時遞交競標文件的財團成功中標這一項目，但3天后又出人意料地宣布取消中標結果。今年1月14日，墨西哥交通部宣布重啟高鐵項目新一輪招標，并發布初步條款。原定1月29日公布正式招標文件，但由于要在文件中納入各方意見而推遲了文件發布日期，沒想到1月30日突然宣布擱置這一項目。
　　而這并非是墨西哥政府唯一一次變卦。1月26日，墨西哥聯邦環境保護署以“觸犯環保法規及長期欠繳罰款”為由，下令位于該國加勒比坎昆市郊的中資商城項目——坎昆龍城(DragonMartCancun)全面停工。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遇挫的現象可以說是比比皆是。法國圖盧茲機場將49.9%的股權出售給中國財團，同樣由于國家安全因素，在國內引起爭議。中興、華為公司在歐美的投資頻頻遭遇各種難題和阻礙。即使是聯想集團收購IBM這樣已經成功的投資案例，當年一路走來可以說是鑄就了一部“辛酸史”。
　　在亞洲，中國企業在斯里蘭卡首都填海造地，建造科倫坡港口城，但政府換屆之后，表示要對項目進行重新評估。中國在緬甸興建的密松大壩2007年動工、計劃投資36億美元，由于環境原因，于2011年9月30日被緬甸總統吳登盛叫停。兩國之間的高鐵計劃也因為類似原因無疾而終。
　　然而，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頻頻遇挫的艱難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中國海外投資規模的快速增長。1月16日，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鐘山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透露，2014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首次突破千億美元，達到1029億美元，同比增長14.1%。同一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增幅則僅為1.7%。
　　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監事長周立群表示，“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的財富管理機構帶來新的機遇，2014年我國共實現全行對外直接投資1160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5.5%。如果算上第三地融資的再投資，2014年我國的對外投資總規模應該在1400億美元左右，超過了2014年外資的規模，也就是說2014年中國已經成為資本凈輸出的國家。
　　海外投資九成虧損
　　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總體來講是不成功的。中國有2萬多家企業在海外投資，90%以上是虧損的
　　只是，何以中國在向海外輸出資本進行投資的過程中會如此的艱難與辛酸？
　　就拿希臘政府叫停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計劃來說，歐洲問題專家庫茲涅佐夫指出，中遠集團有可能失去已經投入的34億歐元，也有可能失去計劃中未來35年通過經營自己購買的3個碼頭而將賺得的利潤。 
　　而中鐵建與中國南車在墨西哥的高鐵項目，也已經開始實地勘探線路。2月2日，中國國家發改委對墨西哥決定擱置高鐵項目一事做出表態時也指出，中國企業為參與該項目招標開展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大的人力和財力。
　　目前仍很難統計這些被叫停或擱置的投資項目將給中國企業造成多大的損失。其實，至今為止中國企業這么多年海外投資的營收狀況從來就沒有一本確切的清晰的賬，至少基本在各級政府的官方網站上查不到信息。然而，“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大多是虧損的”似乎成為了國人普遍的認知。
　　中國經濟貿易促進會副會長王文利曾這樣說道：“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總體來講是不成功的。中國有2萬多家企業在海外投資，90%以上是虧損的。”
　　既然如何，為何還是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前仆后繼地去陌生的海外市場打拼？“中國企業熱衷于對外直接投資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綜合國力取得長足發展的結果，是為了解決當前企業經營中遇到的問題和壓力，也是為了追逐更高的收益。”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海外中國業務部總監李震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同樣指出，這里面既有國內企業經過30年改革開放， 隨著自身實力不斷增強希望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以獲取更大市場份額、更高資本回報、更優資源配置、更強技術支持、更廣泛市場認同等而內生推動的戰略動機，也有因為國際貿易壁壘、國內生產成本提高、匯率變化等壓力而對國內企業產生倒逼的原因。
　　而隨著中國企業大規模“出海”，折戟沉沙的投資事件也越來越多。“我們必須反思。”譚雅玲直言，“很多中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方向性、戰略性角度就是錯誤的。賺快錢、炒短線、盲目追逐高利潤的思維主導著企業的投資行為，總是把別人的危機當作時機。所謂‘抄底’，這是像索羅斯這樣玩金融的資本巨鱷玩的投機游戲，而任何一個干實業的企業都不應該有這種投機思維及心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的確存在不規矩甚至違規操作的現象，容易被別人抓住把柄。”譚雅玲進而指出，“企業選擇投資項目，首要看的就是市場潛力與預期收益，緊接著就需要考慮各種存在的以及潛在的風險。而不少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往往有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無畏精神’。”
　　就中遠投資希臘比雷埃夫斯港項目而言，首先，當時的希臘政府出售該港股權主要也是出于“以出售國有資產來換取國際援助”的被逼無奈。其次，希臘民眾對于政府將國有資產出售給海外企業而進行過抗議活動。可以說，這樣的投資環境絕對稱不上“優良”。不是說，這樣的環境就不能投資，但是對于中遠這樣跨國投資經驗匱乏的企業而言，膽子是否太大了些呢？
　　再來看看“坎昆龍城”項目。墨西哥聯邦環境保護監管局以“未取得聯邦環評授權而開工建設”為由對坎昆龍城項目開了724萬比索的罰單。而且，坎昆龍城項目用地因砍伐149公頃受保護樹林而多次遭到罰款，至今積欠2200萬比索的罰款尚未繳付。
　　“在我們看來，該計劃沒有可能在此處進行。”墨西哥環境保護局Profepa主管Guillermo Haro強調，該項目投資者從未提交相關土地使用相關的環境評鑒許可證，也未提交土地變更使用申請，觸犯了生態平衡與環境及林業保護相關規章。
　　美國傳統基金會對中國1000萬美元以上的海外投資項目進行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相比西方跨國公司，中國企業向高風險地區投資的趨向非常明顯。在高風險偏好下，中企海外投資虧損難以避免。
　　對國企來說，不僅要考慮盈利還要服從國家戰略。中國政府與風險國家政府間的雙邊協議，包括經營性開發和援助項目，往往由國企來執行。然而，在海外，企業的盈利追求和國家戰略并不總是步調一致。當然，國企出于對“政績”追求也偏向投資高風險地區。
　　出海首先是盈利
　　國有企業在海外投資是應該盡量少地去承載外交任務甚至政治目的，這其實無形中為國企海外投資增加了很大的風險
　　“企業投資應該有更純粹的商業目的，如果是出于政治目的或者說政治目的大于經濟目的，那么就應該通過政府行為來達成。”顧心逸，一位多年從事服裝生產、加工及出口的企業主這樣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說道。他本人在10年前就開始在美國進行投資，目前主要從事高檔服裝、小眾服裝的網絡銷售。
　　談及當初到美國進行投資的出發點，顧心逸直言：“當然是有錢可賺，對我們中小企業主來說，每一分花出去的錢都是自己的，所有的風險也都是自己承擔的，如果無利可圖就不會投資。而現在在美國經營的利潤要比在國內高得太多。”
　　目前，顧心逸已經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擁有了兩個自己的倉庫。“之前一筆100萬美元的投資，其中當地政府提供50%的貸款，銀行提供40%貸款，剩下10%的投資額才是我們自己出。最近投資的500萬美元的項目，當地政府同樣提供50%的貸款，銀行提供45%貸款。沒有抵押、沒有擔保提供給當地政府和銀行，有的只有我們的業績和信譽。在國內我們根本就不可能從銀行借到一分錢。”顧心逸笑道，“而且當前美國的融資成本很低，我們每個月只要償付一兩萬美元的貸款就可以了，這對我們的經營來說基本沒有壓力。”
　　當然，當地政府愿意讓你投資甚至支持你的投資，自然是有條件的。而無非就是提供就業崗位和增加稅收來源。顧心逸指出：“我們公司雇傭了近30個美國當地人，而只要每個月準時向員工發放工資，就建立起企業的信用，成為日后當地政府和銀行提供融資的依據。”
　　“就納稅來說，我們在美國的稅負壓力也比國內要輕。一方面，各種稅的透明度很高，很少存在重復計稅的情況。另一方面，最主要的企業營業稅，是在扣除員工工資之后再進行計算，而國內則是按照未扣除員工工資的營業額來計稅。”顧心逸表示。
　　不過，顧心逸也指出，赴海外投資最初的準備工作是相當復雜且艱辛的，一定要有充足的準備，“畢竟海外的投資環境與國內游很大的差別，法律、文化、環境保護等涉及方方面面，必要的時候一定要尋求專業機構的協助。”
　　“許多境內企業有強烈的‘走出去’愿望，但對當地的投融資情況、風俗文化、法律稅務制度等都還缺乏深入的了解，需要有專業、多元化的服務機制幫助這些企業解決‘走出去’過程中所遇到的實際問題。”李震表示，“匯豐自2010年起相繼在全球各個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主要目標市場設立了‘中國企業海外服務部’，近年來中國企業對這一服務的需求急速增長。”
　　利潤的驅使以及成熟的市場環境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營企業赴海外發展。2014年民營企業海外投資呈爆發式增長。據普華永道發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上半年，中國內地民營企業海外并購金額較2013年下半年暴增218.6%。而根據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中有四成是民營企業的投資。
　　相較而言，民營企業在海外投資中似乎比國企更具有優勢。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廖天舒認為，與國有企業海外并購主要集中在資源領域不同，中國私營企業海外投資更為多元化，更關注獲取技術、品牌和打開當地市場。這使得私營企業的“國際化”發展速度更快。此外，海外對民營資本接受度較國企更高。在發達國家，民企受到的制度和政治的懷疑阻力可能會少很多。
　　顧心逸就其自身多年在海外投資、經營的經驗坦言：“中國的國有企業在海外投資是應該盡量少的去承載外交任務甚至政治目的，這其實無形中為國企海外投資增加了很大的風險。作為企業，經濟目的才是首要的。”
　　“任何帶有政治目的或國家戰略意圖的投資，其實完全可以通過政府行為來完成。可以通過國家主權基金投資的方式，或者通過國家貸款的方式等。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世界銀行以及日本的國家主權財富基金就通過貸款的方面對中國進行投資，這些貸款的利率很低，但關鍵在于貸款的附加條件。其中往往都會包括一條，貸款所用的項目中有百分之多少的原料或產品必須購自日本企業。”顧心逸表示，“中國可以多學習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做法。”
　　學會避開投資陷阱
　　風險規避已經成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第一要務。而如何規避風險也是企業決不可缺少的學習課程
　　“任何投資行為，投資者永遠要記住的一點是，高收益必然伴隨高風險。”譚雅玲指出，“企業投資不要只盯著收益一方面，要盡可能地對可能存在的風險做全面的認知，切忌盲目投資。”
　　王文利說，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主要是在文化、政治、法律等方面存在矛盾和沖突。他把這些問題看成是“陷阱”。第一個陷阱是核心技術。王文利認為，中國到海外投資的企業，拿不到人家的核心技術。其二是資產陷阱。他認為，并購企業債務價值如何評估，這是個大問題。通常，一下子很難看清楚該企業的價值和經濟狀態。第三是勞動陷阱，工會問題很復雜。王文利說，“中國工會，其行政手段，服務職能和國外‘完全不同’。”中國到海外的投資，要能應對外國的工會問題。第四是反壟斷和國家經濟安全，比如華為和三一重工在美國投資遇到的問題。第五則是稅收、環保、公關。比如排放問題，中國的環保標準和外國的不同。
　　在顧心逸看來，在海外投資一定要搞明白當地的法律法規以及行業規則，而更重要的則是，切實遵守。“不少中國企業在美國投資會被調查、被罰款甚至遭到同業排擠，是因為自身的確存在一些問題，游走在法律邊緣。有些企業習慣了在國內經營時‘打擦邊球’的做法，到海外也同樣行事，自然容易被別人抓住把柄”。
　　而對于無法規避的風險，例如希臘政府“翻臉”這樣的風險，中國企業就要拿起法律武器切實保護并爭取自己的利益。日前，中鐵建發布公告指出，關于被墨西哥政府叫停的高鐵項目的索賠問題，該公司仍在與墨方交涉。
　　2014年7月16日，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回上訴法院認為奧巴馬政府在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禁止中資公司在美投資的風電場項目時，侵犯了其合法權益，剝奪了法律賦予其的正當程序權利。這份判決意味著，歷經近3年的博弈，三一重工成為首個勝訴白宮的中資企業。
　　三一重工高級副總裁賀東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這樣表示，中國企業出去一定要尊重當地的法律體系，這一點非常重要。當然，一旦你的利益受到損害，也要大膽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哪怕他是總統都要敢去告，大膽的利用法律武器，使中國企業能夠真正成長起來。
　　“當然，除了企業要學會自我保護之外，政府也應該為本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發展提供必要的保護和協助。”顧心逸說，“有很多朋友遠赴俄羅斯做生意，經常遭到俄羅斯警察的敲詐勒索，但是他們卻不敢去敲詐勒索越南商人。論國力，越南遠不及中國；論遠近親疏，中俄關系應該比越俄關系要來得密切。而俄羅斯警察反而頻頻找中國商人的麻煩原因很簡單，一旦有俄羅斯警察去找越南商人的麻煩，越南領事館就是出面，而中國的領事館卻很少管這種‘小事’。”
　　中國保障海外投資的舉措主要包括信息預警、與投資目的國簽署投資保護協定，以及中國駐當地使、領館保護，但目前來看，很難滿足市場需求。在海外投資保護方面，發達國家經驗值得借鑒。美國傳統基金會認為，發達國家出于經濟戰略的考慮，在大幅度增加海外投資的同時，相關機構的職能也在不斷強化，如英國的國際發展部享有與貿工部同等的地位，加拿大國際發展署為副部級設置等。
　　在信息服務方面，美國經濟分析局建有功能強大的基礎信息系統及管理咨詢系統，定期對美國在海外的投資情況進行普查，并發布相關數據；日本則根據特別法設立亞洲經濟研究所經濟調查部、海外投資研究所等專門機構負責提供投資情報和促進投資活動。
　　“虎山行”者仍很多
　　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項目頻頻遭遇被“翻臉”，但海外投資不可能因噎廢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同行者仍不少
　　近日，中國太平洋建設集團董事長嚴介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該公司正在尋求海外機會，“我很快就會去東歐、馬其頓、阿爾巴尼亞和希臘”，“我想投資那里的基礎設施，收購一些建筑公司”。他說他并不為希臘近期的債務危機苦惱。對于投資希臘的風險，嚴介和稱，“希臘經濟已經接近谷底，這是最好的進入機會。不管希臘在不在歐元區，都不會困擾我。”
　　畢馬威最新發布的報告認為，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經進入了一個“新常態”。“在預期中國未來10年將會投放1.25萬億美元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下，中國似乎即將進入‘全球投資者’的快車道。海外投資正幫助更多來自不同行業的中國企業進入新的市場，并獲取必要的經驗、技術、品牌和人力資本以加強競爭力。投資對象國也可受益于中國投資者所帶來的資金、經驗、具有成本優勢的生產資料以及更大市場機會。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中國企業可以通過與主要目標市場的現有企業建立伙伴關系，在基建及農業領域內成功發展。”畢馬威中國海外投資業務主管馮栢文(Vaughn Barber)表示。
　　而多年來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方向及領域也在發生明顯的變化。“走出去的企業已經從傳統能源礦業的一家獨大逐步轉向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TMT(科技/媒體/通信)、農業等多個領域，新能源、醫療衛生以及文化娛樂也占據了一定投資規模，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特別是近幾年，由于國內房地產政策趨緊、市場利潤下滑等‘內因’的推動，加上歐美房地產市場潛力大、房屋租賃需求旺盛、回報率高等‘外因’的作用，讓中國房地產開發商和保險公司紛紛‘出海’進行住宅和商業地產投資。”
　　摩根大通亞太區副主席李晶在此前的媒體見面會上說：“前段時間我在美國大使館參加一個活動，美國大使說美國電網、鐵路、公路的老化問題很嚴重，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建設，所以他們非常歡迎中國的資本去投資。”李晶表示，其在歐洲、美國、澳大利亞與當地政府交流后發現，由于中國國企在鐵路、公路、橋梁等大型基礎設施方面具備技術和效率上的優勢，大多數發達國家歡迎中國國企在其市場上進行投資。
　　李晶進一步指出，中國國企可借助發達國家市場基建方面的需求參與國際競爭，從而提升企業的全球競爭力。她同時指出，中國國企在新興市場與發達國家市場投資建設的重點不同，“新興市場比較歡迎中國勞力的輸出，因為當地技術工人比較缺乏，但假如說中國在美國投資一個鐵路、公路或是橋梁方面的項目，輸出大量勞工的可能性非常小，他們更歡迎技術和資本的輸出。”
　　“中國國企還可進一步探索海外投資模式，比如加大在發達國家市場的被動投資力度，歐洲一些國家有不少項目，已經在運轉，但需要尋找一些占少數股權的投資者。目前中國在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地已有相關投資，但這些模式需要大力發展，這樣可以提高國企在海外的競爭力。”
　　不過，譚雅玲認為，中國企業在紛紛加入海外投資大軍的同時，必須要對自己有清晰的認識和定位，“你能干什么？該干什么？能干好什么？這3個問題要回答好。企業規模的擴大并不代表企業的實力，很多企業并不具備進行跨國投資的條件。而在中國經濟陷入增長乏力、問題重重的艱難之際，中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是不是可以考慮更多地投資國內，進而拉動國內經濟增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