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消息，資源民族主義重新抬頭，特別是在西非，已經成為非澳峰會（Africa Down Under，ADU）首日討論話題之一，官員、外交官和法律專家承認，政府和投資者在塑造非洲采礦業未來方面面臨競爭壓力。

澳大利亞駐加納高級專員貝雷妮絲·歐文-瓊斯（Berenice Owen-Jones）在會上稱，雖然資源民族主義并不是新現象，但其最新變化并非政治原因，而是經濟驅動。

“我們看到西非國家新修改了礦法，有許多方面非常相似，包括加強管控、增稅和擴大當地參與”，她說。

“稍微有點新意的是政府重視提高附加值，而且在某些情況下提高政府所有權。不幸的是，這通常伴隨糾紛或仲裁”。

歐文-瓊斯強調，該地區已經成為資源競爭的焦點地區，特別是關鍵礦產。澳大利亞企業在該地區有諸多項目，在9個西非國家投資大約300億澳元。

她以幾內亞的西芒杜項目為例，以力拓公司為首的合資企業正在開發這個世界最大未動用鐵礦床之一的項目，這是一個“國家建設”項目。同時，鋰礦開發機會也在逐漸增多，比如大西洋鋰業公司（Atlantic Lithium）計劃在加納建設的一座鋰礦。

然而，她警告說，確保政府獲得公平回報與為公司提供穩定的投資環境是個兩難問題。歐文-瓊斯說，“政府、當地社區和企業需要共同努力，在不削弱行業競爭力的情況下建立信任，尋找共同價值”。

津巴布韋駐澳大利亞大使（Joe Tapera Mhishi）認為，非盟要求提高附加值是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他說，“非洲國家提高附加值不僅依靠采礦業，還涉及許多其他行業，這已得到認可”。

隨著關鍵礦產已經成為全球供應鏈的戰略核心，他認為非洲“完全有能力與澳大利亞建立戰略伙伴關系”，這符合雙方利益。

他指出，澳大利亞最近實施的關鍵礦產儲備政策為合作提供了空間。

高偉紳律師事務所（Clifford Chance）合伙人凱特·阿波斯托洛娃（Kate Apostolova）從法律角度警告說，雖然為公民實現資源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不違法，但一些政府采取的方法有可能打擊投資者的信心。

“令人擔憂的是，一些政府通過改變已經簽訂的合同中的財務條款，采取了更微妙、更間接地國有化和資源民族主義行為”，她說。在某些情況下，稅率急劇上升，或者政府在醒悟后試圖擴大國家所有權。

她強調，投資者需要可預期性。“資金流往穩定地區。如果地緣政治和監管風險上升，就不會有那么多錢去建設礦山”。

阿波斯托洛娃推薦簽訂雙邊投資條約（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BIT）來管控主權風險。她解釋說，BIT保護不僅為爭端提供了追索權，而且改變了融資渠道。研究表明，此類條約涵蓋的項目以更好的條件獲得了更多貸款。

她說，“如果你沒有得到想要的反饋，可以依托這個強大的工具強迫自己參與對話”。

贊比亞駐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高級專員埃利亞斯·蒙夏（Elias Munshya）在小組討論后利用提問時間進行了回應。他說，非洲國家愿意簽署條約，但敦促投資者不要過于擔心風險。

蒙夏認為，與其他地區相比，非洲經常受到不公平的評價。

“有時人們會覺得，與其他地區相比，非洲主權風險要高的多”，蒙夏稱。

“在54個國家中，也許有4個國家風險較高，但還有50個國家非常安全，政治穩定，法律制度與澳大利亞非常相似。然而，整個非洲大陸仍然被認為是高風險地區”。

除了政策以外，歐文-瓊斯還指出非洲特別是薩赫勒地區面臨持續的安全挑戰，那里的不穩定加劇了資源民族主義。他說，澳大利亞駐阿克拉使館召開了一年一度的西非礦業安全會議，幫助礦企評估和降低風險。

同時，阿格諾特證券公司（Argonaut）總裁利亞姆·特威格（Liam Twigger）在開場白中直截了當地闡述了這個問題，指出資本是流動的，“流向有需要和被尊重的地方，但也能瞬間離開”。

他強調，非洲仍然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新發展空間，比如馬拉維和萊索托。“資本將找到阻力最小的途徑，并落在受歡迎、受幫助和受保護的地方”。